体育报道新探 欧洲足球联赛人物报道浅议

世界上任何一种传播媒介,都不能不报道人物。传播学者威廉·大卫、斯隆在其著作《最佳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中说:“新闻之所以重要,主要原因那就是人。它写人,影响人。通常只有当它对人有影响时,最无生气的题目才会显得重要。”体育新闻作为新闻报道中的一个特殊门类,更离不开人物报道。作为一名体育专业报国际足球采编人员,笔者对体育新闻中的人物报道,尤其是欧洲足球联赛的人物报道积累了一些心得。

传统的人物报道,可以比较清楚地将其分门别类为人物新闻、人物通讯、人物专访和人物特写。由于体育新闻报道的特殊性,在撰写体育新闻稿件时往往吸收了上述各种报道形式的长处,将其糅合在一篇体育新闻报道中。它需要根据体育迷阅读口味,不断挖掘更多深层次的新闻素材。笔者认为,体育专业报的欧洲足球联赛人物报道可以根据新闻时效性分为以下两种形式:

1.抓住新近发生在人物身上的事实,用消息形式一人一事一报。这是人物报道中最基本的一种形式,也就是常说的人物新闻。但是“用消息的形式”,并不完全等同于普通新闻报道中两三百字的短消息,而是以更具有瞻前顾后性质的方式出现。所谓“瞻前”,是指要对该人物的背景材料做出尽可能简要而清晰的交待,而“顾后”是指对该人物职业生涯的前景要有所判断。这样的处理方式才能够满足体育专业报读者对人物了解的欲望。

在这种报道方式里,最典型的一种就是以对一名球员在一场足球比赛中突出表现的报道。例如笔者在《体育周报》编译的《复出皮萨罗两枪屠狼》,这篇新闻稿报道的是一场德足甲级联赛重头戏——传统强队拜仁主场迎战本赛季异军突起的领头羊沃尔夫斯堡间的较量。这场焦点之战,因伤病休息两个月的前锋皮萨罗打进两球,帮助拜仁2比0取胜,皮萨罗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这场焦点战中的焦点人物。这篇稿件中,不仅交待了皮萨罗这场比赛中的表现,还将其受伤的事实和受伤后拜仁面临锋线乏人的情况作简要交待。稿件后半部分,还引用德媒体的看法,对其复出后的前景做出分析。从整体上看,这篇稿件直接描写皮萨罗在此役中表现的文字不到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文字都是在“瞻前顾后”。

这一类报道形式多适用于伴随着一件动态新闻事实的情况,比如某位球员在比赛中有着突出的表现,也可以是某位教练遭到解职或者是获得新的职位和合同,球员在俱乐部之间的转会新闻也可划分在这个范畴之内。

2.选择存在于典型人物身上的事实,进行人物特写式的报道。这一类报道和第一种形式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而后者往往是针对较长一段时间内发生在报道对象身上的事实做一个总结性质的报道。这种类型的人物报道与一般人物特写有相似之处。此类稿件多出现在一个国家的足球联赛赛季结束后的总结性报道中,比如,在赛季结束时,媒体都会评选“赛季最佳球员”、“赛季最佳教练”等。

这种特写式报道不一定详细介绍人物对象的每一个细节,特别是在评选式的稿件中,往往会采用几句话作为点睛之笔,因为体育专业报的读者群中,相当一部分球迷对报道对象了如指掌,这时他们只希望看到一种事实的归纳和对比。比如2003到2004赛季欧洲各国足球联赛结束后,《体育周报》国际足球版相继推出“赛季总结”,每个联赛总结中都包括了“最佳球员”的评选。以《体育周报》2004年5月20日第477期八版推出的2003到2004赛季的意甲总结为例,就包括了“最佳球员”、“最佳新秀”和“最佳教练”三个栏目的人物报道,用在每个栏目中的每个人物身上的笔墨不过百余字。这两三句话只是点出该人物的主要事迹和特点。

在人物特写式报道中,有时候也会出现篇幅较长的稿件。在国际足球报道中,国外的体育媒体记者在深度和述评方面具有独到的眼光,他们在本地媒体上所发表的稿件也可以编译成为符合国内读者口味的报道。比如在英超阿森纳队49场联赛不败被曼联队终结后,该队官方网站资深编辑理查德·克拉克写了一篇题为“谁是49场不败中最佳球员”的述评。这篇报道其观点新颖,论据丰富,眼光独到,本报将其编译加工后,深受读者欢迎。

对欧洲联赛人物报道属于国际新闻的范畴,很多方面都因为时空限制受到一定的影响。由于这些主客观条件的影响,造成了在当今体育专业报对欧洲联赛的报道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国内体育专业报的记者很少能够在第一线对欧洲联赛进行采访,即使身处比赛当地,也很难亲身接触到球员和教练。所以在报道欧洲足球联赛时,多根据国外媒体的报道,通过编译和整合,将其变成符合国内读者口味的报道。

但是,国内体育专业报的编辑记者难免有自己喜好的球队和球员,特别是在一般很难亲身进行采访的情况下,对球员的了解多是通过电视转播,这时就要特别注意人物报道的客观性,不要在报道中对自己喜欢的球员有所偏好,而贬损自己不喜欢的球员。要做到不失偏颇,一定要注意两点:首先要尽可能地掌握更多的信息,这样才能够客观;再就是一定要避免人物报道中使用表达情感的词汇和语句,多采用名词、动词等实词。

熟练掌握一门外语成为对一名国际足球编辑和记者必不可少的要求。欧洲足球联赛人物报道也和其他类型的人物报道一样,会涉及到一些细节化信息。我们在接触到这些细节化的信息时,往往不会以我们母语的形式出现。这时,如果没有一定的外语水平,就会遗漏掉这些细节,失去人物报道中的一些“闪光点”。

西方新闻报道的价值取向中,有一股“八卦”歪风。在选取报道题材的时候,往往会对足球运动员及教练员甚至是裁判员的私生活进行连篇累牍式报道,特别是对报道对象的绯闻恨不得“挖地三尺”。足球圈中,著名球星贝克汉姆、鲁尼、托蒂以及英格兰国家队主教练埃里克松甚至瑞士裁判迈尔,都遭到过“狗仔队”式报道的待遇。

体育的本质是一种娱乐。阅读体育新闻是娱乐消遣的一种方式。当前体育新闻也越来越具有娱乐化的特征,这无可厚非,但国内某些体育专业媒体一味模仿西方体育新闻人物报道中不健康的一面,迎合少数读者的低级阅读倾向,在人物报道中不仅对报道对象的私生活大肆渲染,还掺杂露骨的性描写,这是我们应该极力反对和避免的。

《体育法大修》系列报道②|中国体育要及时补上“仲裁”这堂课

编者按2022年北京冬奥会已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伴随着冬奥赛事的落幕,体育领域基础性法律——体育法的修改,也日益受到关注。

体育法诞生于1995年,不可避免带有时代印记,其行政色彩较浓,条文中关于体育行政部门权力的规定较多,关于公民体育权利保障的内容不足。2009年、2016年,体育法两次与其他法律打包修改,仅对个别条款作了调整。2021年10月,北京冬奥会开幕前夕,体育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草案二审稿条文由现行法律的54条增加到118条,从明确“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将每年8月8日全民健身日所在周确定为体育宣传周,到增设“体育产业”专章,支持体育产品制造业、体育服务业和职业体育发展,鼓励社会资本投入体育产业,再到加强“反”管理,明确规定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药品监管、卫生健康、商务部门和海关总署制定、公布目录并动态调整。国家设立反机构……不难看出,体育法大修背后的精准考量。

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关乎人民幸福、关乎民族未来。我们期待这次体育法的修订,在法治轨道上有力推动体育改革创新,推动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2035年前建成体育强国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文/ 本社记者 杜林2022北京冬奥会,两位00后小将谷爱凌和苏翊鸣可谓一夜之间成为“顶流”。“谷爱凌一飞冲天”“苏翊鸣一鸣惊人”等词条频频登上热搜。在冬奥会之前,谷爱凌与苏翊鸣两位少年的名字并不被人熟知,而以本次盛会为分界线,他们开启了自己运动生涯的崭新阶段。

然而,同样天赋异禀、在赛场上努力作战的俄罗斯花样滑冰运动员K宝(卡米拉瓦利耶娃),却成为本届冬奥会最具争议的人物,虽然国际体育仲裁院允许K宝继续参加冬奥会女子单人滑比赛,但围绕这位15岁运动员的“涉嫌禁药风波”显然没有结束。还有将满50岁的德国老将克劳迪娅佩希施泰因,踏上北京冬奥会赛场,也让她成为史上年纪最大的女子冬奥选手,此前也因涉嫌服用被罚禁赛两年,她多次向国际体育仲裁院和瑞士联邦法庭提出的上诉都被一一否决。这段往事令佩希施泰因饱受抨击和谴责。

唏嘘感叹的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体育仲裁结果对于不少优秀运动员运动生涯的影响是很大的。仲裁作为公认的解决体育纠纷的首选方式,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国内体育产业快速发展的今天,体育纠纷呈井喷之势,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体育仲裁制度是必然的,也是亟须的。因此,本社记者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相关深入采访。在采访过程,有关体育仲裁制度的成功范例—国际体育仲裁院的内容是绕不开的必谈话题。

仲裁,在体育争议解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能在奥运会上设立特设仲裁庭的国际体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简称CAS),就是最好例证。

公开资料显示,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分为常设仲裁院和特设仲裁庭。常设仲裁院总部位于瑞士洛桑,并分别在澳大利亚悉尼和美国丹佛(后迁移至纽约)设立了常设仲裁分院,处理平时发生的国际体育争议。后国际体育仲裁院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首次设立奥运会特设仲裁庭(CAS Ad Hoc Division,简称 CAS AHD),主要解决发生在奥运会期间和奥运会开幕前10天内所有与奥运会相关的体育争议。在之后的所有夏季奥运会和冬奥会上,均延续了特设仲裁庭制度。

今年北京冬奥会国际体育仲裁院特设仲裁庭,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白显月当选为该仲裁庭仲裁员。国际体育仲裁院特设仲裁庭由主席、联合主席和9名仲裁员组成,专门负责管辖体育法领域的纠纷,白显月律师是9名仲裁员中唯一一名中国籍仲裁员。冬奥会后,记者对白显月律师进行了深入采访。

在采访中,白显月律师谈到,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体育尤其是奥林匹克大家庭内的跨国体育运动蓬勃发展,随之各类体育纠纷也不断涌现。国际奥委会认识到,在奥林匹克体系范围内,建立一个专门处理体育相关纠纷且权威、高效、独立的体育争议解决机构迫在眉睫。国际体育仲裁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在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推动下,1984年6月,国际体育仲裁院作为国际奥委会的一个下属机构正式成立。为树立自己在国际体育界的权威性,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于1994年进行了改革,成立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ICAS),使其有可能在国际体育界树立自己的独立权威。国际体育仲裁院成立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也揭开了跨国性的体育争议解决制度的大幕。

国际体育仲裁院自1984年成立以来到现在,影响力越来越大,这跟国际奥委会的影响力有一定的关系。刚刚成立时案件不多,有时一年时间根本没案,几年间大概只有一二十个案子。但是现在国际体育仲裁院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非常繁忙。在白显月律师印象中2020年国际体育仲裁法院一年大概受理了近900个案子。现在几乎每天都有两三个案子在同时进行。国际体育仲裁院快速发展的同时,其影响力也是与日俱增,其案例对世界各国包括我国在内的体育立法都有不小的影响力。国际体育仲裁院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综合性很强,可谓集大成者,高度浓缩了英美法律制度和大陆法系的优点,融合了不少国家有借鉴意义的、可参考的法律制度、审判原则、机构设置等,也是各国法律精英共同创造的作品。而且,国际体育仲裁院的仲裁员也是非常多元化的,或来自不同法系,或来自不同国家,有学者、律师、一些退休的司法机构人员、国际奥委会的官员,还有一些曾经是运动员、后来学法律的人员。

从定位方面讲,白显月律师谈到, 国际体育仲裁院是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下的一个具体的执行和司法机构,相当于国内法中的最高法院这样一个角色。当然它跟传统意义上司法机关还不完全一样,它仅限于在体育这个领域内。在这个领域内,国际体育仲裁院拥有至高的司法裁决权,国际体育仲裁院宣布的裁决为终局裁决。所以,也有人称它为奥林匹克下的最高法院。在体育领域这个视角下,国际体育仲裁院可以说是一个准司法机构,但并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国际公法角度上的准司法机构。

白显月律师还谈到,借助于全球体育产业的持续蓬勃生机,国际体育仲裁制度也在不断成长、演变,逐步形成了一个愈来愈丰满、自洽、生命力顽强,拥有自己尊崇的法治原则、价值追求和内在逻辑的法律体系。体育法领域的国际仲裁,尤其是国际体育仲裁院所受理的案件(国际体育仲裁院普通程序中的一般体育相关商事案件除外),其裁决结果按照国际体育仲裁院有关规定原则是要公开的,包括当事人基本信息、裁决认定的基本事实、适用法律、仲裁庭的仲裁员构成、裁决的理由、逻辑等等,全部置于社会公众、全球媒体的面前,接受媒体、法律专家的关注和质疑。这与国际或者国内商事仲裁所一贯推崇的保密性这一重要优势,相去甚远。与其他仲裁类型相比,体育仲裁也更为强调效率优先,它极为高效地给出了权威裁判,解决了至关重要的纠纷,快速给出了各方都急迫期待的确定性和一锤定音。实践证明,国际体育仲裁院案件信息公开、程序透明、效率优先的优点,卓有成效,为其他体育纠纷仲裁以及世界各地的司法裁判提供了重要参考。

随着体育法修订,我们在建设体育仲裁机构的系统工程中,已经铺设好了地基,国际体育仲裁院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可以预见到,体育仲裁的空白被填补之后,目前国内一些涉及体育的棘手案件有望得到更好的处理。建立体育仲裁制度必要且亟须

近年来,建议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体育仲裁制度的呼声越来越多,这和体育仲裁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密不可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体育法研究所所长袁钢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体育仲裁制度是目前大家公认的最佳的体育纠纷解决机制。这源于体育纠纷的特殊性,比如体育纠纷专业性非常强,需要同时具备体育和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士来判断,不少问题普通法官、商事仲裁员是无法解决的,因为懂法律未必懂体育。还有体育纠纷需要及时快速解决,时效性要求很高,只有体育仲裁能达到这一效果。所以说,体育仲裁是体育纠纷的最佳解决机制。

就体育仲裁必要性,在采访中,还有专家提到,有些法官对滑雪运动不够了解,又无直接法律可用,在处理滑雪中出现的碰撞伤损事故时,甚至可能会按照交通法规判决。这实际上是不太妥当的。

虽然体育仲裁在我国法律法规中被屡次提及,比如《体育法》第32条规定 “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办法和仲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2004年3月1日起施行的《反条例》第46条规定:“运动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有关体育社会团体、运动员管理单位、竞赛组织者作出取消参赛资格、取消比赛成绩或者禁赛的处理。运动员因受到前款规定的处理不服的,可以向体育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至今没有设立专门的体育仲裁机构。那位因吃烧烤吃出瘦肉精而葬送职业生涯的游泳名将欧阳鲲鹏,不得已早早退役,现在在地方队当教练,早已经淡出公众视野。因为即使国际体育仲裁院给他下调处罚至2年,由于国内缺乏救济保障机制的衔接,他也无法再重新开始泳坛生涯。

还有体育行业协会建立起来的仲裁机构。例如中国足协设立了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作为内部纠纷解决机构。关于这一问题,白显月律师谈到,虽然这些内部纠纷解决机构名称带有“仲裁字样”,但在我国法律体系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仲裁机构,无法被视为正式的仲裁机构,无法拥有依据《体育法》和《仲裁法》的规定享有“一裁终局”的权力。这就会导致部分体育纠纷既无法寻求体育仲裁,亦无法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中国在反方面也需在国内成立体育仲裁机构。依据《反条例》第46条规定,涉嫌使用的运动员如对处罚结果不服,可以向体育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但由于国内没有体育仲裁机构,涉及事件的中国运动员不服处罚时,除了常见的投诉无门之外,个别案件只能按规定向国际体育仲裁院提出仲裁要求,造成国际体育仲裁院这一国际机构仲裁中国国内体育纠纷的局面。

在采访时,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法治研究基地主任马宏俊谈到:“中国人之间在中国发生的纠纷,可能会被直接送到国际体育仲裁院那里进行仲裁。那里的仲裁员很多都是外国人,不了解中国法律情况,所以最终仲裁结果可能就会看似公平、实际不公平。如果国内有体育仲裁机构进行仲裁,就不用到国际体育仲裁院那里了。当然,国际体育纠纷还是要到国际体育仲裁院那里仲裁的。”

可见,由于中国体育仲裁机构缺位,无论法院、体育部门、体育协会、商事仲裁、劳动人事仲裁以及国际体育仲裁院等参与解决国内体育纠纷,都存在诸多难点,中国体育仲裁制度建立确实必要且亟须。

如何构建我国的体育仲裁制度,这在体育法修改过程中是焦点也是难点。然而,体育仲裁仅仅是《体育法》修订稿中的一章,不可能解决体育仲裁体系的所有问题,只能解决体育仲裁的框架及核心问题。在采访中,白显月律师谈到,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从现实角度来说,很难指望能够通过修法就能一蹴而就地建立一套很完美的、没有任何瑕疵的、运行良好的仲裁制度,还不太现实。

他还谈到,比如体育仲裁管辖范围就有很多争议,不容易达成各方共识。例如运动员身份这个问题,不同运动员身份是有区分的,有的运动员可能是事业编制,有的运动员可能就不是。在出现一些身份有关纠纷的时候,到底是劳动纠纷,还是人事纠纷,或是劳务纠纷,可能就很难划分。假如他是事业编制,这种情况下出现纠纷,体育仲裁机构能受理吗?很难把它纳入到未来建立起的纯民间的体育仲裁制度里来。还有比如说一些参赛资格问题,我国体育仲裁机构是否能受理?如果由我国体育仲裁机构来解决这些问题,可能会影响我们体育主管机关带有行政性的管理性行为。这就可能涉及现有的行政诉讼跟体育仲裁如何来划分边界,如何来确认各自不同的管辖范围。

白显月律师还补充提到,体育场馆人员工资待遇,运动员流动、身份转会等问题,这些能不能成为未来我国体育仲裁机构的受案范围,值得考虑,可能还需要在实践中慢慢的去探索。

还有一些难点,比如体育仲裁机构如何设置、仲裁员任职资格、仲裁员的回避规定、裁决效力及执行等,都要进一步解决。马宏俊教授谈到,虽然由很多难题要解决,但是一旦《体育法》修订获得通过,中国体育仲裁制度也将依法建立起来。前行之路不易,但是终能解决,让我们拭目以待。

在奥运赛场上,运动员之间万一发生了纠纷,或某一方对相关判罚不服,最终是谁拍板终审裁决呢?这就要提到我们一开始就介绍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国际体育仲裁院特设仲裁庭,该庭的仲裁员要在最短时间内作出公正的裁决。

白显月自2021年10月获选成为北京冬奥会特设仲裁庭仲裁员。他介绍说,担任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仲裁员需要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受过适当法律培训;二是在体育法、国际仲裁方面有公认的能力;三是能够熟练掌握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使用的一种官方语言;四是对体育有一般性的广泛了解。

其实目前国际体育仲裁院与中国联系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设立临时仲裁庭;二是在上海设立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听证中心;三是任命中国籍学者和律师为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仲裁员。

如果我国体育仲裁机构建立后,与国际体育仲裁院的关系又会是什么样呢?白显月律师对此作出回答:未来我国建立体育仲裁机构之后,与国际体育仲裁院肯定还是两个体系,是两个并行的体系。一个是我们国内的体育仲裁机构的这套制度,这套运行机制有它自己的受案范围、管辖范围,是不会影响到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管辖权,不然我们可能会打破了国际奥委会建立的这套体系,有违我们承诺过的国际义务。所以说,我国未来体育仲裁机构限于国内体育纠纷。

还有与国际单项联合会的关系,比如说中国国内的运动员有没有达到国际水平?这需要根据各个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内部章程确定,比如世界田径联合会、羽毛球世界联合会、国际足联等。这些联合会所确立的管辖制度,是不能影响的。

再有一种情况是约定管辖范围,举一个简单常见的例子,就是我们引进一些南美的足球运动员或东欧的足球运动员在跟俱乐部签约的时候,这些外籍运动员往往是会约定争议管辖权,一般情况下往往会约定由国际体育仲裁院管辖。俱乐部往往也会尊重外籍运动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发生争议就会由国际体育仲裁院管辖。即便未来我国体育仲裁机构建立后,这个也是不会有所变化的。

白显月律师还谈到,未来我国体育仲裁制度建立之后,有不少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之前国内有很多体育领域的争议,由于没有体育仲裁机构,甚至出现法院和仲裁机构都不受理,单项的体育联合会也无法解决的情况,未来我国体育仲裁机构就能解决。如职业球员的“讨薪”案件,法院可以以体育仲裁的结果为依据,对欠薪的俱乐部、企业的资产进行处理,帮助球员追讨欠薪;在队员、队伍、协会、赛事等之间产生的注册、参赛资格、赔偿等纠纷,也可以通过体育仲裁解决,使当事人得到更加公正的处理结果。

除了我国体育仲裁机构和国际体育仲裁院的关系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反这个领域,此领域是很独特的。白显月律师提到,世界反机构WADA的管辖权是很宽泛,也是非常强势的。他认为,我国体育仲裁机构应该也是不会触碰它的管辖权。包括反的这套争议解决机制,未来肯定是全球一体的。因此,未来我国体育仲裁机构与世界反机构WADA之间也是相互平行的两种解决争议的方式。

采访到最后,白显月律师反复强调构建我国体育仲裁机构时要尽力确保这一机构的中立性和非官方性。可见作为一名专业的仲裁员,他对这一制度的期望更是超越常人。历尽艰辛的体育仲裁,伴随着此次修法,已经向我们在招手,即将来临,我国体育法治体系这一空白将会及时被填补,我国体育法治也必将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

阅读原文特别声明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

电视媒体在体育赛事报道中的竞争力研究

2008年夏天北京奥运会的召开在中国刮起了一股“体育旋风”,体育赛事的报道也已经成为电视媒体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报纸、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介,电视媒体对体育赛事的报道具有独特的优势和竞争力。因此,电视媒体在体育赛事报道中如何提高竞争力,不仅对于电视媒体自身,对于体育的未来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竞争力涉及到社会组织运行的各个方面,对社会组织的发展至关重要。国外有的学者将竞争力定义为一种比较优势,而这种比较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对于媒体的竞争力,丁和根认为,媒体竞争力是“一个媒体在市场竞争中所具有的能够持续地比其他媒体更有效地向目标受众提供产品或服务,并获得盈利和持续发展的整体性力量或综合性素质”[1],这一概念将媒体放在了市场竞争的环境中,不仅要体现媒体的社会价值,同样要获取经济价值。

电视是集声、像、字、色于一体的现代传播媒介,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为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提供了更多的信息资源与选择。电视视听兼备的特点,使现场感更加突出,同时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这是报纸、广播等其他媒体所不具备的,也构成了电视媒介在体育赛事报道中的核心竞争力。

电视媒体在对体育的传播中使体育文化成为大众文化而被更多的人接受,电视在将体育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传达给广大受众的同时,也传播了体育的精神与内涵,这些对人们能够形成正确的体育价值观起着重要作用。而体育文化自身拥有的思想内涵也使电视在体育文化的传播上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竞技体育的刺激性,悬念性,以及其中所体现的团队合作、锲而不舍等体育精神同样是现代社会人们所追求的共同品质。

如今,人们观看体育比赛更强调参与性,动态连续图像的出现对于体育爱好者的吸引力要远大于单纯的文字[2]。电视媒体可以利用先进的卫星传输设备对体育赛事进行同步、全程的现场直播,使体育赛事体现出其强烈的现场感,刺激性和可信度高的特点。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先进的传播手段和摄像技术的广泛运用,卫星与网络技术的发展足以使千里之外的体育赛事展现在不同的受众面前。经过各种技术组合,加入科技含量的体育,使这些“人造”的运动画面能够最大限度的促发观众的激情。对于大多数体育迷来说,电视成为他们真实了解现场状况,关注比分动态,感受赛场氛围的最佳选择。

通过电视播出的体育新闻不仅使受众能够在第一时间了解体育赛况,观众也能从动态的画面中发现更多的体育轶事,感受参与的乐趣;电视媒体通过制作体育专题、发表赛事评论增加体育节目的深度与内涵,广泛的传播体育精神。电视媒体可以利用其丰富的频道资源,通过制作轻松而又形式新颖的栏目加强同观众的联系。中央电视台在2006年世界杯期间启用了1套、2套、5套、风云足球频道和高清电视频道等5个频道为观众奉献了1600小时的节目,《球迷世界杯》、《豪门盛宴》等专题节目的制作也为世界杯的转播报道带来鲜活的气息,前后方连成一体,对赛事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扫描与报道,给广大球迷带来新鲜、刺激、全面的收视体验。同时从参与的角度对体育进行不同以往的解读,使电视在体育赛事报道中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

电视媒体在体育赛事中表现出的强势地位与媒体自身的经济优势密不可分。如今,向电视台出售的电视转播权费用已经成为体育组织比较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之一。而电视媒体花费巨资购买赛事转播权,不仅促进了体育的产业化及市场化发展,也使电视在体育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影响力逐渐增强。电视为体育组织提供了地区及、国家级、甚至是国际性的舞台。作为回报,体育组织放弃了管理这个舞台的权利。媒体要求许多体育组织按自己的意愿安排比赛时间[3]。电视媒体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已将触角延伸到体育的组织运营与赛事管理中,即使是奥运会,这样的影响也同样存在。

例如,电视转播费一直是国际奥委会最为稳定的经济来源,电视转播费用的不断攀升给奥运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国际奥委会分别以7.05亿美元和5.45亿美元将2000年悉尼奥运会和2002年盐湖城冬季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权卖给了NBC。同时,还以7.93亿美元、6.13亿美元和8.94亿美元,将2004年、2006年和2008年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权批发给了NBC[4]。电视媒体付出了巨大的资金也有了更大的控制权,北京奥运会期间,为了美国电视观众能够在黄金时段收看到拥有众多观众和市场的游泳比赛以获得高收视率和高利润,NBC向国际泳联要求将北京奥运会游泳比赛的决赛时间由传统的晚间改为北京时间中午进行,于是,中国观众也只能在白天而非黄金时段见证菲尔普斯的八金传奇。对于体育赛事来说,离开电视媒体,就无法获得巨大的市场和利益,因而电视媒体相比于其他媒体在与体育组织的直接对话中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电视媒体也有了更多根据自己的需要报道赛事的权利和自由。

随着电视与体育越来越密切的关系,现代运动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电视为体育提供了以世界为背景的发展舞台,对体育的全球化传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奥运会的电视转播力度同样是全球性的。根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北京奥运会前十天全球收视人数就达到44亿,仅仅到8月17日,北京奥运会的收视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悉尼奥运会和雅典奥运会,创造了奥运会电视史上的新纪录。电视在总体上对体育的影响是,当电视进入体育运动以后,电视传播将体育比赛由小圈子的、贵族式的活动变成了一个普罗大众的“公共领域”,体育变成电视体育是这场变革的核心[5]。电视成为了广大受众获取信息最重要的渠道,体育独特的电视资源注定了电视与体育的结合,电视为体育进行全球推广,体育为电视带来高收视率与经济回报,两者相得益彰,互惠互利。

从电视媒体介入体育运动开始,竞技体育逐渐以一种职业化形式存在。电视转播权的经营是体育赛事产业化运作最重要的表现形式,由于奥运会在体育电视转播市场中取得的成功,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电视台对优质体育资源的争夺,国际电视体育产业的发展逐渐成熟,已经成为电视体育稳定的发展方向。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您需要注册后才能参与话题讨论,并请文明上网,理性发言。注册成功后,您还可获得搜狐社区20积分。

体育报道新探 足球新闻中的特色词语

现代生活中,体育报道已成为媒体报道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受众的角度说,人们在阅读体育新闻报道,了解体育信息的同时,也期望体育新闻呈现给他们的文字或图像如体育本身一样具有挑战性和娱乐性。体育新闻的纪实性和娱乐性并存的特征,在足球新闻报道中体现得最为透彻。各种形式的媒体在足球新闻报道中都呈现出一种共性,那就是既提供得分、统计数据、动作、赛事进程等信息和图像资料,又通过令人激动的话语以及图像娱乐受众,吸引受众的眼球。本文分析的就是这些能有效抓住受众、极具个性特色的词语以及它们的语义功能。笔者认为,它们是足球新闻报道实现娱乐化的手段之一。

足球新闻报道中充满隐喻的词很多。隐喻总是涉及两个不同的语义领域,被说明的领域叫“目标领域”,说明的领域被称为“源领域”。作为目标领域,在“足球”这个语义领域中,典型的事件图式包括“比赛开始、结束、胜负、得分、技巧、球队、球员、教练、裁判、观众……”而用来谈论事件图式的源领域常见的有:

过去,我们习惯将比赛作为一种竞争来呈现;现在,我们往往将比赛作为对抗来隐喻。对抗的强度就是比赛的卖点,属于描述战争的词语大多数可以用来谈论或描述足球,如:

竞技体育的特点就是对抗。虽然不是真正的战争,但却具有战争的本质内涵,尤其是足球比赛,被称为和平时期的战争。在特定语境中,采用那些战争语义场的词语将战场和球场联系起来,既可以渲染比赛的激烈对抗气氛,又可以满足人们的“英雄”情结,满足人们以某一领域的经验来看待或认识另一领域的要求。随着一些含有战争词语的使用,使之逐渐成为足球新闻中的常用隐喻。

体育比赛的魅力就在于激烈的竞争,并且极具观赏性。观众、比赛场地以及比赛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都让人联想到舞台戏剧表演。看体育比赛犹如看表演,媒体新闻语篇也就相应地运用一些戏剧语义领域的词来凸显比赛的表演性和戏剧性。如:

里卡多·佩雷拉……他真正的亮相及谢幕只用了不到1分钟,却足以令他成为最风光的主角。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战争或戏剧方面的词语大量运用于足球新闻报道中,这种隐喻属于结构隐喻,也就是将一种概念结构来构造另一种概念,使两种概念相叠加,将谈论一种概念的各方面词语用于谈论另一概念。

1. 赌博。体育比赛以胜负为最终评判标准,以获得冠军为最高荣耀。比赛双方的谋划策略,尤其是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等,都让人联想到赌博,而足球博彩的盛行,也证实了足球比赛的这种特点。如:

2. 帝王。体育比赛崇拜胜者,冠军是每一位参与者的梦想。足球媒体新闻中常常用与“王位”相关的词语来描述比赛中夺得冠军,如:登基、(重登)王座、(摘取)桂冠、(登上)宝座、加冕、卫冕、戴皇冠等等。而那些取得极大成功的教练和球员或球队也可比做君主、帝王。如:

幸福的是,他在场上具有属于篮球上帝的出神入化;悲哀的是,在上帝的光环下,其他人不会被更多的记忆。

3. 神魔。俗话说:“足球是圆的,什么结果都有可能。”这说明足球比赛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运气成分,因此,那些关于神威魔力的词语也经常出现。在足球新闻报道中,关于球队间的恩怨、某种未曾打破的惯例或宿怨,都可以用带有这种色彩的词汇来宣染。如:

但他们面临的是两个魔咒:头一个是冠军杯魔咒,在历史上,只有一个国家在同一年包揽欧洲杯和欧洲冠军杯,那就是1988年的荷兰;另外一个魔咒是首场魔咒……

4. 江湖。足球圈子是一个特殊的圈子,具有特定的游戏规则以及各种属于自己的潜规则,颇有些像侠义小说的中的江湖。由于当今武侠小说的流行,那些江湖词汇被大量用到足球新闻报道中,成为一个奇特的新闻语汇现象。如:

这些句子带有几分武侠江湖气,风趣幽默。这种隐喻中的源领域要比目标领域更为人熟悉,通过喻体帮助人们理解本体的特点,这是隐喻的认知功能。

从上面所举的例子看,足球新闻语汇中大量运用战争、赌场、江湖等隐喻词语,加强了我们对足球赛场特点的了解,在新闻的叙述上更生动,使得足球比赛带给读者多重心理感受。

强语义词是指带有极度夸张性、语义较重的词。足球新闻语言常常使用一些语义极其强烈的词,给人印象深刻。“输球”被描述为“灾难”、“悲惨”、“残酷”;“赢球”被描述为“狂胜”、“完胜”;“进攻”是“狂屠”、“屠戮”、“摧毁”、“斩杀”、“绝杀”;球员是“伟大”、“完美”、“神奇”、“超级”、“教科书般的”、“独一无二的”,他们“拯救”球队,“奉献”进球;比赛是“史诗”、“神话”、“奇迹”、“传奇”。更多的强语义词用于对比赛中的进球和动作技巧的描述,略举几例:

这些语意强烈的词将比赛展现为卓越的、英雄式的,能够给读者或观众强烈的感觉冲击力。朝极点方向夸张的词语,可以极大地满足观众好奇的心理需求。

当然,强语义词的使用应有一个限度。有些强语义词使用过多,过度夸张,就显得哗众取宠。比如中国队1比0胜阿联酋,一则新闻标题是“祁宏绝杀阿联酋”,“绝杀”一词显然过度。另外像“摧毁”、“毁灭”、“屠戮”、“斩杀”、“残暴”、“干掉”等词语如过多使用,也会因为暴力性语言让人生厌。

有一些词,在其概念意义外,还带有肯定、赞许或否定、贬斥等附加意义。这些词语义上都带有“主观色彩”,表示感情意义。使用这类词能够明确表明说话者的观点和态度,具有主观倾向性。体育新闻报道很多时候要考虑受众兴趣需求,对受众而言,大多数人喜欢的是表达对事物的褒贬评价,而不仅仅是对事物进行描述。足球新闻中有倾向性词的使用正是建立在这种心理基础上的。下面分别从感彩和态度色彩两方面举例说明。

这些词语的色彩是隐性的,它们原来的感彩在语境中同话语的效果不一致。总的来说,无论是显性还是隐性的感彩词语,都可以看出,足球强调进攻、力量、技巧、成效,常常将有攻击性的竞争描述为技巧的标志,而协调、妥协、平庸、失败甚至平局都是被贬斥的或不受重视的。从这些有倾向性的词语中我们可以比较充分地了解到足球运动的主题。

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感情就会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度,但具有态度色彩的词侧重点是态度,重在表现情态而非显示感情。体育新闻表示主观态度和观点的语言常见的有:

有球员甚至表示:“别看中邦先上去了,我们实际上是今年中甲最强的,3分还不是小菜一碟。”

现代读者对于新闻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他们阅读新闻,希望获得信息,但又不仅限于了解动态的信息,他们总希望得到观点的指引。足球新闻语言和其他新闻报道一样,追求客观、准确、简洁的同时,又使用特色的词语以及其他一些手段来增强可读性。娱乐化的需要促使足球新闻语篇中出现大量特色词语,通过多个源域的隐喻、极度的夸张和有倾向性的评价,从而渲染比赛,吸引受众,最终实现足球新闻的娱乐目标。